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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美大使馆9月17日接受了《崔天凯大使应邀访问美国前财长鲍尔森《对话鲍尔森》节目(实录)。
8月28日，崔天凯大使应邀参加了美国前财长鲍尔森主持的“对话鲍尔森”播客采访节目，重点是就当前中美关系、两国经贸合作、国际治理、中国经济形势等问题进行交流。 采访复印件于9月14日公布。 全文如下:
鲍尔森:大使，欢迎收看播客采访节目。 去年是美中建交40周年。 很明显，今后40年美中关系将会有很大不同。 现在，我们两国的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5%左右，还是世界军费支出最多的国家。 我们是一个充满野心和竞争力的国家。 因此，全世界都在关注美中两国如何交往，或者针锋相对。 在双边关系紧张的时候担任中国驻美大使，你的工作并不轻松。 我一向尊重你的专业精神和冷静，尊重你代表中国政府了解美方对两国关系的看法和寻求共识的努力。 首先，我想从你是如何开始个人职业生涯的问题开始。 你出生于1952年。 中国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你20多岁，见证了多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你是怎么成为外交官的？ 你的外交生涯是怎么开始的？ 你在不合并期是怎么受到身边事物的影响的？
崔大使:首先，我很高兴与财长先生再次交流。 非常感谢你邀请我参加这个采访节目。 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我20多岁。 在此之前，我经历了文革动乱时期，初中没毕业就离开家乡挤进了靠近中苏边境的黑龙江农村，在那里种植了5年多的大豆和小麦。 这段经历让我对中国农村和贫困问题有了深刻的了解，也让我对国家真正需要什么有了深刻的认识。 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大部分员工都处于改革开放的年代，总是相信自己的国家正处于正确的快速发展方向。 我们的历史使命是竭尽全力实现现代化目标，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 幸运的是，我有机会到美国工作学习。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个人在中美两国都有一点经验。 这让我更好地了解了中美如何解决两国关系，相互诉说什么，如何相互学习。 我外交生涯的开始和我的好奇心有些关系。 我一直对国际问题、世界形势和相关问题感兴趣。 这也是我20世纪70年代末被联合国翻译培训班录取的原因，中国才刚刚开始改革开放。 80年代初，我成为联合国翻译，在纽约总部工作。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
鲍尔森:有兴趣的是，我尊敬的人各行各业都有很多，但他们有共同点。 那是求知欲。 正是求知欲和真正的勇气让人们走出国门，体验不同的文化。 2009年我离开财政部时，开始写《峭壁边缘:拯救世界金融之路》，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呆了一年。 这也是你学习取得优秀成绩的地方。 这段经历会如何影响你对美国的看法？
崔大使:对我来说，那是一次独特的经历。 我至今为止都很感谢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我的美国教授们。 迄今为止，我在联合国工作了几年。 但是，这两个经历很不一样。 作为学生，我可以更近距离地接触美国人民和社会，也有机会更系统地学习美国的国情、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 我也学了一点经济学课程，对整个外交生涯非常有益。 当然，后来我意识到有些课所学的知识不一定能用于社会实践。
鲍尔森:是啊。 目前，美中关系很低。 美国国会共和、民主两党提出的400多项议案向中国提出挑战，这一对中强硬政策两党一致支持。 中国经济实力日益增长，带来地缘政治野心。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一些变化是必然的。 坦率地说，我认为中方的所作所为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这些变化。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在说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更快地适应外国企业的竞争，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 我们还必须共同应对挑战，领导国际治理体系的改革，使之在当今世界更为有效。 我们双方还面临着台湾、香港、南海、科技等一系列棘手的战术安全和政治热点等分支。 我们以前对此进行过很多讨论，今天不讨论这些具体问题，最好把时间用于展望未来。 我想问一个基本的问题，中方构建美中建设性关系的目标和优先事项是什么？
崔大使:中海外交政策是根据本国利益制定的，目前世界上通过迅速发展与各国的关系来维护和促进国家利益，满足人民的需要。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对美政策是确定、一致、连贯的。 正如你所说，去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明年是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50周年。 中国一贯希望建设性合作关系迅速发展，而不是与美国的对立关系，希望双边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关心、互利互惠的基础上。 这是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访华以来中美关系的本质，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此外，中美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丰富、更深入、更多、更复杂、更全面。 双方在许多早年难以想象的行业展开了合作。 例如，你财长时代中美共同倡导二十国集团进程，比较有效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这在尼克松时代是难以想象的。 我们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反恐、埃博拉病毒防治等传染病。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美两国的省州与城市之间、公司之间、机构之间也进行了良好的合作。 无论如何，我们之间开拓了更多的合作行业，用建设性的方法妥善解决了分歧。 实际上，中美之间的一点分歧是长期存在的。 必须承认，由于历史文化由来已久，政治和经济制度等不同，中美之间总有分歧。 但是，我们必须用建设性的方法妥善解决这些分歧。 我们必须始终记住，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 中美两国面临着许多全球性挑战，无论是气候变化、传染病、自然灾害，中美都无法单独应对。 在应对全球挑战方面，中美必须合作，而不是相互对抗。 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也是两国最大的共同利益。
坦率地说，我们之间有很多分歧。 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台湾、涉港、涉疆、南海等问题。 从地图上看，没有这些问题涉及中国领土，或者在中国周边，或者离美国很近。 不在美国领土范围内。 对中方来说，这些问题涉及中国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 我们有时感到奇怪，为什么这些问题会成为中美之间的问题？ 因为这些问题显然是中国的内政。 在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目标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处理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问题。 这都是中国自己的事件。 正如我刚才所说，中美关系确实多而杂，有时在问题上有点分歧。 幸运的是，我们双方长期以来经常管理分歧。 但是，目前的局势令人担忧和警惕。 美国的一个人想要突破“红线”，将带来严重的后果。 我希望人们能从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鲍尔森:大使，感谢您的全面回答。 我想说两点。 一个是你刚才说的关于香港和其他主权的问题，美国国内对此有各种各样的看法。 美方明白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但中方经常说是否违反了签署的协议？ 美中两国存在的分歧确实不容易消除。 现在重要的是你们要和美方官员和高层保持经常性的对话。 因为现在的美中关系正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有些问题就像你说的那样不太容易处理。 二是你刚才说的话让我想起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的情况。 那种情况在二三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 我曾经说过，美中没有建设性的关系，不马上和中方同事通电话的话，世界就会大不相同。 危机期间的协调合作很重要。 金融危机后，美中两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成立了二十国集团，中方实施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发挥了重要意义，帮助世界经济走出衰退。 这将成为美中合作的成功例子。
接下来我想谈谈中国经济。 中国率先控制了疫情，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复苏。 最近，习主席宣布，焦点将集中在刺激国内消费的“内循环快速发展模式”上。 许多美国人问，中方这种强调经济自力更生的理念，是否意味着与世界经济脱节？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改变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政策？
崔大使:在当前形势下，世界各国在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困难的同时，尽快恢复和恢复经济是当务之急。 中方积极致力于此。 到目前为止，我们有了一点好消息，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恢复。 并致力于将危机转化为危机，通过加快和深化快速发展模式的转变，实现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优质快速发展的转变，更有效地推进环境保护和减贫事业。 我们目前所做的工作都是恢复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一环。 明年，中国将召开国民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第十四个五年计划。 我们事业的重点很明显，就是要推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国内国际双重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的快速发展格局的形成。 这并不意味着中方将关闭开放的大门，也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 事实上，中国的对外开放水平将会越来越高。 关于自力更生，这个理念始终与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的快速发展过程相勾结。 在这方面，有人说，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通过占据别国、窃取别国技术来实现的。 这样的说法对中国人民不公平。 你很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 中国人民具有勤劳创新的精神。 我们知道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必须自力更生。 否则，就无法实现快速发展。 中国始终秉持自力更生的精神，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闭关锁国。 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 因为双重循环快速发展格局的真正目标是发挥国内市场的潜力，更有效地运营市场经济。 因此，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实际上，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外国公司在中国经营多年，已经成为中国国内循环和市场的一部分。 通过聚焦国内循环和市场，他们将在中国有更广阔的快速发展前景。 另外，外国企业也是连接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天然纽带，将迎来越来越多的快速发展机会。 我希望他们能抓住这些机会。
鲍尔森:你说的话让我想起了2006-2008年我就任美国财政部的时候。 我们双方建立了美中战术经济对话机制。 当时，我们集中讨论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汇率改革问题，希望人民币汇率的未来不要被低估，反映市场供求。 二是中国经济的再平衡问题。 当时，中国产能过剩，储蓄多，费用少，只占中国经济的10%。 我们鼓励中方减少生产、刺激费用。 到今天为止，这两个问题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我认为这是值得一提的。
现在让我谈谈国际协调与合作的问题。 国际社会未能协助新冠防治肺炎疫情，深表遗憾。 有人认为如果因为疫情不能合作的话，可以在那些行业合作吗？ 目前，世界各国在最需要合作的时候，在应对疫情、推动经济复苏、处理贸易问题、应对气候变化、防止核扩散等方面，集体行动的能力越来越不足。 我想再次展望未来，中方是否愿意努力推进上述问题的处理，推进世贸组织等国际治理体系的改革？
崔大使:很明显，我们需要在各个行业推进国际治理。 21世纪前20年，我们至少经历了三次国际危机。 911恐怖袭击事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目前新冠引发的肺炎疫情。 这些都是世界性的挑战，没有一个大国竞争的“工具箱”能应对前面所传达的有意义的。 相反，这些挑战提醒我们有必要推进全球治理和加强国际合作。 中方积极支持加强所有国际治理体系应对能力和比较有效性的努力，不仅要应对当前的挑战，还要防止未来出现新的挑战，中国愿为此贡献力量。 这需要所有国家的共同参与和积极贡献，特别是中美这样的大国的参与。 中美两国对世界负有共同的责任。 它应该率先开展合作，共同启动、支持和促进国际合作，积极应对一切挑战。 当然，国际治理体系的改革必须考虑到所有成员国的实际诉求和真实想法。 我真心希望我们能在疫情防控方面做得更好。 我们需要合作。 就像你说的，展望未来，后疫情时代会怎么样？ 我们需要做什么，开展那些合作？我们需要向前看，提前计划，一直坚持合作的理念，不是对抗思维。
鲍尔森:你说得对。 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些，世界将是一个困难和危险的地方。 如果我们真的关心国际秩序、和平与稳定，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其次，谈贸易与科技的“脱钩”问题。 这是个棘手的问题。 目前，美中贸易和资金交流出现了“脱钩”带来的显著压力。 毫无疑问，这种状况将在某种程度上和范围内继续存在。 问题是，这种情况会迅速发展到什么程度？ 我想提出一个难题，你对美国高科技公司在中国市场开放空期间非常有限和低落的问题怎么看？
崔大使:过去40年来，中国积极实行改革开放。 这是中方的基本国策，没有变化，没有变化。 即使在受到疫情严重冲击的情况下，中方在过去几个月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新措施。 例如，《外商投资法》于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进一步增强了外资企业在中国快速发展的期望和信心，中国仍吸引了大量外资。 今年6月，中国公布了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和自由贸易区负面清单，清单越来越短。 6月，中方出台《海南自贸港建设总体方案》，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提出零关税、零壁垒目标。 无论如何，中方将竭尽全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决不放弃。 对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来说，这将带来越来越多的市场准入、更好的快速发展机会和可预测性。 但真正的挑战是，在中国多次提高开放水平的同时，一些国家还在设法与抖音国际版、微信国际版、华为等相比设置各种壁垒。 这是我们真正的挑战。 我们开门迎接客人时，他们砌了一道墙挡住了人。 我该怎么办？
鲍尔森:技术应该是美国最棘手的行业。 经贸关系本来可以缓和美中之间的安全竞争关系，但现实是安全竞争向经贸行业扩散，科技成为焦点。 问题是我们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要走多远。 这是最难的问题。 为了更容易处理问题，关于美方最具竞争力的能源、农业、金融等领域，中方会继续向美开放市场吗？
崔大使:答案是肯定的。 事实上，中方近年来在金融业推出了一系列开放的新措施，包括取消外资对金融服务业投资的相关限制等。 对许多美国高科技企业来说，他们正在增加在中国的投资和运营规模。 特斯拉在中国设工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们看到了中国市场的潜力，想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部分，想成为中国经济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 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将为外国企业提供更好的投资环境和法律制度。
关于国家安全问题，每个国家都有国家安全问题，这不是新问题。 很多人关心国家安全问题，但这个问题并不是突然出现的。 回顾过去四五十年的历史，中美双方正在深化和展开双边关系，妥善解决国家安全问题。 我不认为中美双方的国家安全利益因双边关系的迅速发展而受损。 事实上，迅速发展双边关系有助于国家安全。 互相多交流，双方就会更好地了解对方，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对方的想法，对方的特征和弱点。 这样你就知道如何与对方打交道，如何降低风险，如何促进互利合作了。 这应该是我们从过去四五十年的历史中学到的宝贵经验，但为什么要改变它呢？
鲍尔森:你的回答非常明智。 显然，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和世界也发生了变化，新的国际安全问题层出不穷。 但是，问题的关键是理解和对话，它们方面能达成共识，它们方面有分歧，它们的地方有潜在的冲突，如何比较有效地不发生冲突，防止局势失控，我认为这些问题尤为重要。 你担任中国驻美大使7年多来，目睹了美中共同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签订、奥巴马政府向特朗普政府过渡、美中元首的海湖庄园会晤、艰苦的美中经贸谈判等诸多事件。 我见过你在椭圆形办公室和特朗普总统、刘鹤副总理站在一起。 我们还看到了目前双边关系恶化的危险局势。 回顾7年的任期，你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崔大使:关于国家安全问题，我想补充一点。 各国都关心本国的安全，但必须注意不要被毫无根据的恐惧、怀疑、仇恨等情绪误导、欺骗、陷入陷阱。 这样的话，谁都不会感到安全，这违背了维护国家安全的初衷。
关于作为驻美国大使7年的经验，我必须承认，我没想到到任时会动这么久。 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关键时刻，能继续服务中美关系我感到荣幸。 这可能是我外交生涯最后的常驻，但目前中美关系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我很荣幸能在这里完成使命，应对挑战。 我将竭尽全力，不受祖国和人民的重大寄托，不辜负美国各界朋友的期望。 我愿与美国各界人士共同努力，使中美关系早日回归正轨。
鲍尔森:回顾这次经历，你最满意的是什么？
崔大使:我想我有幸见证了这么多历史时刻。 我参加了包括习主席和奥巴马总统的会晤、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晤在内的几乎所有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体会到中美两国元首如何交流，双方的共识如何推动中美关系迅速发展。 正如我们常说的，必须经常对自己提出更高的目标，设定更高的标准。 我会尽量做这些事件。
鲍尔森:展望未来，美中关系有什么问题让你辗转反侧，睡不着吗？ 你认为未来美中两国最大的风险和最大的机会是什么？
崔大使:我现在睡觉前经常问自己。 二三十年后的历史学家怎么评价我们？ 我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吗？ 是否为中美关系的迅速发展留下了不遗余力？ 我经常问自己这些问题。 展望未来，我们面临着加强中美合作、建立越来越强的双边关系的巨大机遇。 首先要联合抗击疫情，共同开发疫苗和治疗药物，努力挽救生命，保障民生和就业，恢复经济增长，恢复对人类未来经济快速发展前景的信心。 其次，双方必须恢复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和朝核、伊朗核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 只要双方有充分的政治意愿，中美合作就大有可能。
鲍尔森:是啊。 这确实需要我们充分的政治意愿。 感谢崔大使接受这次采访。 我想感谢你在这么困难和重要的时刻在这个国家坚守岗位，今天分享的一切。
崔大使:感谢财长给我的采访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