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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卢克·赫斯特翻译/注意者网由冠群】
年底之际，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正在恶化。 这是一个拥有全球维度的国家的故事。 南澳大利亚的葡萄酒、塔斯马尼亚的龙虾、昆士兰州的木材和西澳大利亚的大麦由于外交和战术形势的恶化而陷入销售困境。
但是，中澳在新型冠状病毒大爆发后需要自身利益。 这意味着，尽管看到双方相互激烈攻击，但各自没有打出打倒对方的重拳。
目前的假设是，澳大利亚受欢迎的铁矿石出口不受影响。 从2019年到20年，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收入1020亿美元，其中中国贡献了849亿美元(相当于居住在澳大利亚的人们约3400美元)。
矿产出口业是澳大利亚经济的支柱产业，图为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斯在采矿现场演讲
2019-20年间，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占世界铁矿石出口总额的53% (其中大部分流向中国)，巴西占世界铁矿石出口国的21%，此后，非关键铁矿石出口国排名前五空，南亚
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之所以如此成功，除了基于我们的生产效率、矿产纯度、地理位置和市场支配地位外，还基于铁矿石作为大宗商品所具有的周期性优势。 我们的出口商从以下事实中受益:短期内，没有国家能够支持中国钢铁密集型快速发展计划取代澳大利亚，中国在国内快速发展后，即使需要疫情经济，也需要在海外推进那些如梦如幻的一带项目。
中国放出长线钓大鱼
中国知道，在没有备份计划的情况下，唯一有优势的方法就是长期着眼。 中国在年吸取了这个悲惨的教训。 当时，中国钢铁协会( cisa )试图与中国钢铁公司合作抵制澳大利亚铁矿石的进口，结果该协会惨败，为下属钢铁公司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此前，明确铁矿石价格的过程是通过主要买家和卖家一对一谈判，明确长期合同的基准价格。 由于紧张的2008年谈判没有达成基准价格，中钢协被首席谈判者委托代表中国钢铁公司进行谈判。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后钢铁诉求的大幅下降，新日本钢铁企业( nippon steel )和澳大利亚的哈马舍尔德铁矿( hamersley )于2009年5月同意降价33%。 但是，中钢协推动了60%的降价，“这些价格没有反映出钢铁制造商和铁矿石供应商互利共赢的关系。 因此，中钢协不能接受这些价格，也不会遵循这些价格……在出现铁矿石供应不足的情况下，中国钢铁生产公司宁愿减产。 ”。
年3月30日，力拓企业4名员工胡士泰及其3名同事因受贿和盗窃商业秘密罪分别于7至14年后的第二天放弃了价格基准制度。
必拓和淡水河谷同意按现货市场价格按季结算。 第一季度的价格约为114.51美元/吨，几乎是2008年基准价格的60.80美元/吨的两倍。
价格上涨的首要原因是中国政府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为了不使经济停滞而实施了5860亿美元规模的经济刺激措施，此后中国钢铁的诉求急剧增加。 但是中钢协拒绝接受新的价格体系，试图进一步抵制澳大利亚和巴西的铁矿石，抗议现货市场向价格体系的转变。 中钢协负责人说:“中钢协呼吁钢铁公司和铁矿石业者在今后两个月内……不要从必拓、力拓和淡水河谷购买铁矿石。”
但不到4周，宝钢(中国央企)就签署并同意了现货价格制度。 中钢协采取的战略来自其一时的义愤，但这显然更强烈的是与宝钢的商业没有迅速的发展冲动。
中国钢铁业的支离破碎也是阻止所有领域抵制的重要障碍，特别是进口货物每批都无法追踪的情况。 中钢协的介入对下属钢铁厂来说是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
运费结算方法也根据新的价格机制进行了调整，在调整发生后的21个月内，中国进口商向澳大利亚出口商支付的船运租金每月为2.883亿美元，相当于中国钢铁业同期利润的26.2%。
从惠特拉姆错误的价格下限政策中吸取教训
铁矿石市场的历史是由失败的政府干预行为塑造的，有些市场干预行为经过深思熟虑，有些则稍显轻率。 但是，这些市场干预行为最相似的一点是，它们追求短期的好处，而没有考虑竞争激烈的市场将如何长期快速发展。
但也有例外。 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成功地减少了本国对澳大利亚铁矿石的依赖。
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戈夫·惠特拉姆将20世纪66年代的矿产和能源投资热潮形容为“矿产大劫案”，澳大利亚的悍马铁矿“1966年至1973年期间支付的税收为可怜的0.2 %”( 1966年，
1973年，惠特拉姆政府对铁矿石实施了最低限价政策。 在新的最低限价制度下，矿产出口每年都需要批准，而且只有出口价格达到澳大利亚矿产和能源部认定的“足够的世界市场价格”才能批准。
日本威胁说要采购印度、秘鲁、安哥拉等其他产区的铁矿石。 但这些都不过是虚张声势。
到了1973年，澳大利亚铁矿石供应的限制可能会降低日本短期的钢铁生产能力。 与近40年后中钢协的威胁不同，澳大利亚出口商既不能推翻也不能回避政府强制实施的底线价格，保证了出口限制是真实的威胁。 这次干预促使日本谈判代表同意涨价，但价格从1973年的6.62美元/吨翻了一番，达到1976年的14.57美元/吨。
但在安静的时候，市场车轮转向，澳大利亚计划从日方漫长的市场竞争中接受课程。
在澳大利亚实施价格下限政策干预市场之前，日本开始担心本国铁矿石供应是否安全。 因为1966年至1970年间，日本的钢铁产量平均增长了17.8%。 惠特拉姆政府实施的价格干预政策敦促日本投资财团不仅要签订长期合同，还要通过购买铁矿石开采项目的所有权来确保本国的铁矿石供应。 1971年至1980年间，日本出资人投资10家合资公司(澳大利亚4家、巴西6家)成立。
通过减少对澳大利亚的依赖，日本买家减少了澳大利亚政府介入谈判的机会，不再强制铁矿石价格上涨。 巴西出口商拥有欧洲和日本两个市场，这种竞争力比较有效地连接到全球市场。 这也为日本买家提供了真正的选择机会，短期内将购买渠道转移到巴西，从而降低澳大利亚政府干预市场的概率。
非洲万能卡
巴西丰富的铁矿石资源最终将被开采。 但是，澳大利亚的行为让日本更深刻地认识到，战术大宗商品依赖单一的主导制造商承担什么样的风险。 这个场景可能有助于理解中国接下来应该采取的行动。
惠特拉姆实施价格下限政策时，日本进口的约48%依赖澳大利亚。 相比之下，2019年，澳大利亚铁矿石占中国铁矿石进口量的62%。
扩大从巴西进口铁矿石，最大限度地利用废金属生产钢铁是中国应对计划中比较容易预见的部分，这是为了替代中期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矿石。 非洲是代替一切的万能牌。
17矿山发表的报告预测西非和中有色矿石的出口量年前可能每年增加481万吨 年，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 rbc capital markets )预测，非洲铁矿石出口能力每年将增长475 - 575万吨(以32座矿山的拆除为基础)。 。
近年来，中国公司在海外投资了多个矿山项目的图像来源:本网
这些预测是错误的，但是哪种矿石还在那里呢？ 随着巴西铁矿石出口量的增加和更大规模的利用废弃物，非洲有足够的铁矿石来削弱澳大利亚全球铁矿石出口领导者的地位。
铁矿石资源丰富的西非和中非各国都主张风险判断师是正确的。 不稳定的价格、反复无常的政府，以及有点难以置信的物流挑战，使这些矿产几十年没有被开发出来。 但是，新的现实是，10多年来，中国投资者在利比里亚和几内亚等地开展的矿石开采活动日趋成熟，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应对这种不稳定的环境。
以臭名昭著的几内亚西芒杜项目为例。 十年来，开采这些估算储量( 2p )达到22.5亿吨的高品位铁矿石是间谍小说的复制品。 有人预测，7000年被绰号为“皮尔巴拉杀手”的西芒杜工程将实现年产量7000万吨的目标。 目前的日程到2027年达到了每年8000万吨。
虽然没能实现年的产量目标，但包括国有企业中国铝业在内的中国企业对这个项目有着浓厚的兴趣。 据报道，中国最大钢铁制造商宝武钢铁集团正在动员旗下的钢铁公司，与包括主权财富基金在内的金融机构和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建筑公司一起开发这个落后的项目。
宝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制造商。 该集团董事长陈德荣今年年初在中国钢铁协会会议上邀请其他钢厂干部共同开发大型海外项目。 宝集团希望从银行( 35% )、钢铁厂( 50% )、基础设施承包商( 15% )筹集60亿美元开发这个项目。
但陈德荣似乎还在努力达成可能的利益相关公司协议。 金融机构有着与钢铁公司完全不同的优先目标。 银行希望价格水平保持在高位，但钢铁制造商希望价格下降。 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可能没有决心开发这个项目。
作为中国重要的国家级经济计划机构掌权的国家发改委还没有就这个项目表态。 目前，只有中层官员参与了这个项目。 发改委的矛盾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较大的问题，国家是否应该继续支持本国历来奉行的高投资快速发展模式。
但是，日益恶化的中澳关系是新出现的许多复杂变量。 随着习大主席宣布更加自力更生的政策，以及北京可能将澳大利亚标记为敌对交纳国，你能看到宝武集团的计划破茧重生吗？
这对澳大利亚来说意味着什么
澳大利亚的繁荣是基于中国消化我国矿石的胃口，在今天令人担忧的地缘政治僵局发生后，中澳正在谈论多元化快速发展的问题。
为了我国铁矿石出口的健康快速发展，澳大利亚长期希望泰国和越南等国能够引领东南亚地区的新诉求。 如果他们能把对本国钢铁的诉求提高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印尼等原有的服务业经济能迅速发展本国制造业，澳大利亚出口商在未来几十年可能会受到高价格和高诉求。
这样的有利局面意味着中国建立替代生产基地和供应链的野心仍然面临阻力。 确保战术贸易关系的稳定是中国快速发展模式的一部分，智库们认识到澳大利亚在世界铁矿石市场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
但是，如果中国能把建设高速列车和摩天大楼的能力转化为远程成功开发铁矿石项目的能力，澳大利亚可能迟早会头疼。 中国今后可能会发生抵抗行动，但要实现这一点，中国必须能够在非洲大规模高效地开采矿石，这是过去尝试过这种事情的其他国家一直做不到的。
(注意者网被冠群翻译成澳大利亚悉尼开拓者早报)。
